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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第1页）

殿内安静地只剩下李世民衣袖与桌案摩擦的窸窸窣窣之声。

唐朝的历史在他们的手中走向繁盛，也在百年之后重新被打散，这对李渊和李世民这样的开国之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王朝兴替，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被这样真实地套用出现在李唐王朝奠基者的面前，引起了他们深刻的反思。

和秦汉不同，当天幕出现在秦始皇与汉武帝面前时，秦始皇需要面对的，仅仅是十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汉武帝要面对的西汉覆灭，是一百年后的情景。

始皇帝踌躇满志，改正自我，再度革新。汉武大帝亦不惧怕，做好当朝之事，再给后人留下深切的建议，便潇洒而去。

李唐王朝才刚刚学会走路，就被告知两百多年后无可挽救的灭亡之路，的确是很难如同秦皇汉武那般从容。

此刻，那些兄弟阋墙一类的争端都不再是这对初唐父子二人所需要聚焦之处，无论如何，李世民都是李渊命中注定的继承人，是值得托付大唐王朝的存在——甚至这也不是李渊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那些眼前的纷争都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大唐走向衰败，是什么原因。

李渊低声道：“大唐兴衰之关键，到底还是因为这安史之乱吗，世民，你意下如何？”

李世民沉吟片刻，道：“安史之乱亦非其因，而是自兴旺转向衰败的果。天幕屡次提到土地兼并，耕者无其田，富者愈富，此方为真正的因果所在。”

无需发送弹幕，冥冥之中自有感应，祁衡微微停顿后，恰好接上了初唐父子二人的对话。

【唐朝覆灭的因果际会，从表面上来看，会归因到安史之乱安禄山与杨国忠等人在晚年唐玄宗面前的小丑表演，但一个庞大王朝的覆灭，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寻根究底，最深层次还是民生民田之问题。

这个道理说起来也简单，每一个朝代都为之做过努力，三代的井田制、董仲舒的限田思想、西晋的占田制，甚至是王莽没能成功的王田制，历朝历代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为维护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做出过努力，这是皇权集中模式下，皇权和农民权益相统一的原因。但是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也是根子里带来的祸患，有君主在努力，就有地主阶级在破坏，此消彼长构成了封建王朝的起起落落。

唐继承了始自北魏的均田制，和之前的各种土地制度相比，均田制可以很好地抑制土地兼并，并处理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同时还鼓励农耕的发展。

在这三百年中，均田制的确缓和了地主阶级和贫农们的矛盾，也给农民们带来了一段好日子。

这个“好日子”当然和我们现代化的农耕生活水平相差甚远，在那个年代，能够全家吃饱，就已经是盛世下能达到的较好的的图景。

这是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小农纯手工种植的效率难免有低效率的弊端，就算是放到现代，万千亩田的大农庄是一种效果，承包一百亩的小承包商也很有赚头，但是不可忽视小农手工种植在农村依然有很多。

和千百年前相比，这些小农种植者们在新时代，至少能够脱贫奔小康。而在封建社会中，吃饱饭，有地种，这就是他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

均田制一直维持到了中唐时期，有学者认为即便是贞观之治这样名声浩大的盛世开端，农民的生活，也不过是勉强果腹，国富富不到民，盛世之名，名不副实。

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不过对比起前隋后晚唐，贞观的民本思想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李世民立刻在“民本”二字上做了重重的标注——这是天幕钦定的核心要义，等自己上任了是要考的！

现在的李世民，和当年那个，十七岁，只擅长领兵打仗的少年人不一样了，为了日后的大业，他早早设立了文学馆，招揽门生，自己也对治国理政的著作多有研习，在日复一日向幕僚们请教的时光中，他已能独立对天幕提供的思路方向产生发散思考。

他将心中冒出的新策在心底一一记录下，准备回到秦王府后再和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一一商讨。

既然知晓了大唐腐坏的根源，在他手中至少要稳住后人行进的方向。

【再之后的藩镇割据问题，其实也一样根源于土地问题。

藩镇豪强能够霸道一方，依靠的是手底下的兵，那么这群兵是从哪里来的呢，又为什么愿以追随他们呢。

德宗统治年间，朝廷的使者洪经纶来到河北，听说当地节度使田悦拥兵七万，下令让他“停兵四万，令归田亩”，以此想要削弱田悦的力量。

问题来了，田呢？

这四万兵为什么要来当兵？是当兵的日子很舒坦吗？中原人对土地的热爱是爱之深沉的，能让他们出来为这些军阀卖命，那就说明他们没有田了，只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力与性命的方式，为一家老小换来吃的穿的。

田悦对四万兵的话也验证此推测：“尔等久在军戎，各有父母妻子，既为使者所罢，如何得衣食自资？”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田悦的兵是重新回来继续当兵了，还有的被“消兵”政策强制退伍后，直接占山为盗。

无一不印证来藩镇的军队来源，都是些因土地兼并失去了自己的几亩地，只能流浪无业的亡命之徒。

他们的出现并非是某一个节度使振臂一呼，就蜂拥围聚，而是那些被朝廷放弃，失去家园的子民们。他们无路可选，要么被加倍压榨，成为地主佃农，要么参加军队，出卖生命，要么占山为王，起兵造反。